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重点是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大幅提高国有资本运营和监管效率。

以战略性行业为重点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第一，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制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规划，明确调整方向和目标。继续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沿着竞争性行业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两条线，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步伐。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退足、退够，为民间投资者“进得来、稳得住”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第二，分类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对于竞争性行业，要加大重组整合力度，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水平跨国公司。竞争类企业应主要根据资本投资收益，优化国有资本投向，推动国有产权流转，淘汰没有竞争优势、长期亏损的企业，加快处置低效、无效及不良资产，提高竞争能力。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不作为国有资本的投资重点，现有企业依照市场优胜劣汰的商业竞争规则进行市场公平竞争，国家一般不给予特殊政策或项目支持。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应作为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方向，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加大国有资本投入，支持其在服务国家宏观调控、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完成政府特定任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以建立法人产权制度为核心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深入推进现代公司制改革。要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竞争类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社会资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企业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董事会的机构建设与机制建设相辅相成，机构建设为机制建设创造条件，机制建设也带动机构的完善。当前国有企业董事会试点在机构建设方面进展较快，为后续改革打下良好基础，但机制建设相对滞后。董事会建设应以机制建设为重点，推动机构建设和机制建设协同前进。机制建设的核心是“落实权力、理清责任、权责对等”。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和类行政化待遇，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选聘、考核与管理经理班子的新机制。

建立健全职业经理制度。以国企高管合同制、年薪制、任期制和市场化选聘作为国企全面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突破口，逐步弱化和取消国有企业及其经营管理人员的半行政化身份，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市场化改革，建立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管理人才流动和配置机制。通过走“市场化”去“行政化”，打造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国企职业经理人队伍。构建职业经理人市场治理体系，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加快完善企业人事和薪酬激励制度。推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市场化改革，推动国企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原则上都要实施市场化择优选聘，同时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确定国企干部职工的薪酬水平和职务待遇。

以完善治理为中心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一，要加快在竞争性行业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化股权结构，着重解决国有企业股权比例过于集中、市场化运行机制不健全问题。发挥各类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从追求形式和数量的“粗放式”混合，向更为重视发展内涵和质量的“集约式”混合转变，真正促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转换和市场主体地位形成。

第二，要切实转变混合所有制企业激励约束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要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重点还在于是否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机制的真正转变，通过融合民营企业机制灵活、效率高和国有企业管理规范的优势，完善治理、强化激励，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决策民主、管理科学、富有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

第三，坚决推进国企高管和职工的身份转化，推动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建立市场化的选人用人用工和分配机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理人团队应坚持市场化、社会化、去行政化、去官本位。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经理人，明确将企业核心管理层的身份由类行政事业编制完全转为企业编制，其任命权真正由组织部门转到企业的董事会。给予核心管理层阳光持股，使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程度一致化，使其经营管理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建立奖惩分明的绩效管理制度和员工激励机制，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第四，要规范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过程和操作细则同样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改革必须自上而下进行总体规范和设计，并与尊重基层创新经验相结合。

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国企监管体制

第一，完善政府的国资监管职能。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提高国有资本的集中度和配置效率为核心，以激发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为着力点，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与企业出资人职能分离，建立“2+X”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加强政府国资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管职能，建立若干专司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第二，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通过设立国有资本投资或运营公司，搭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和经营管理平台，确保实现国有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投资运营目标。

第三，充分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推动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分开。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必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据《经济参考报》


成本降下来 质量提上去

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降低中小企业宽带资费、下浮铁路货物执行运价……我国新一轮降费“组合拳”于7月1日落地。

作为今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要内容，新一轮降费举措可谓包罗万象。小到商标续展注册费收费标准由1000元降为500元，大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减半……一揽子降费举措，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负逾3000亿元，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不是降成本措施的首次亮相。自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以来，“降成本”一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词。可以说，下好降成本这步棋，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一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减税措施，推进“再工业化”，引导高端制造“回流”；新兴经济体则打造“成本洼地”，吸引中低端制造“分流”。面对挑战，中国经济亟待破解转型升级路上的两道“成本难题”：既要改变传统产业对成本优势的过度依赖，也要化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成本烦恼。换言之，无论是旧动能“有中出新”，还是新动能“无中生有”，都需要通过降成本来实现。

成本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可以增加社会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应该说，降低这些制度性交易成本，需要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握紧服务的手，亮出法治的手。从这个视角看，近年来正是由于党和政府果断出手，不断为爬坡过坎的企业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国经济才有了顶住下行压力、不断闯关夺隘的信心与底气。

如今，降成本进入了攻坚阶段，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降成本”完全可以实现多赢。以降低用电成本为例，2015年以来，我国输配电价改革全面推进，首轮输配电成本监审随即展开，共核减不相关、不合理费用约1284亿元，同时通过健全独立输配电价体系，我国电力市场化交易比重由改革前的14%提高至2018年的近40%。实体经济用电成本降了，电力市场交易活了，电力资源配置更合理了，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当前，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无论是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还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都需要让降成本这把火烧得更旺。新一轮国际经济竞赛，是创新能力的较量，也是营商环境的比拼。中国加速降成本的各项改革，不断疏通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系统性梗阻，不断冲破转型升级的各项瓶颈制约，使营商环境更加优良，就能筑巢引凤、腾笼换鸟，让更多有竞争力的企业在神州大地茁壮成长，形成更具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矩阵。

越是环境复杂，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降成本的好政策不折不扣地尽快落地，也是办好自己事的真招、实招。新一轮降成本步子更快、更稳、更实，就能让中国经济信心更足、韧性更强。 据《人民日报》